这个明星情爱八卦与他无缘……

 

  2019年10月25日,维也纳爱乐乐团将在星海音乐厅上演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毫不夸张地说,全国资深乐迷都在期待这一场音乐会,但是,也有很多观众并不认识这位大热的明星: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是谁呢?为什么值得这么多人在期待?

  学界传统的西方音乐史书写,在古典主义至浪漫主义的章节中,德奥音乐的主导地位非常突出且不可动摇。顺着这条“主线”,我们看到的是一串极为熟悉的名字:

  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传统认知与音乐史书写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布鲁克纳不仅进入到了德奥古典—浪漫音乐的“主线”,而且其艺术声望和历史地位日显瞩目。

  为什么音乐界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布鲁克纳的音乐?布鲁克纳交响曲的魅力何在?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会关心,至少在中国爱乐界,布鲁克纳及其交响曲是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

  讲到布鲁克纳,往往会联系到马勒,因为这对广义上的师徒都以交响曲创作的艺术辉煌彪炳音乐史册。1960年代兴起了“马勒复兴”(Mahler revival),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一批指挥家带领维也纳爱乐和纽约爱乐等一流乐团倾情投入马勒交响曲的演奏,声势浩大,影响深广。

  与“马勒复兴”相伴的是“马勒研究”(Mahler studies)的不断深入,除了像格兰奇(Henry-Louis de La Grange,1924-2017)和米切尔(Donald Mitchell,1925-2017)这样的马勒研究专家的大部头著作相继问世,哲学大家阿多诺(亦是音乐学名家)也贡献了极有深度的马勒研究专著。可以这么讲:“马勒复兴”的影响和意义超越了音乐的场域,因为马勒交响曲丰厚的人文蕴涵和“现代性”指向已经渗透于当代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人文关怀,它在充分表达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意义思考的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当代人的心态与面对生存环境的思绪。

  “布鲁克纳复兴”(如果可以用这个词语的话)的情势大有不同。布鲁克纳其人其乐引起音乐界与爱乐圈广泛关注的时间稍迟于“马勒热”,而且人们对其爱乐热情的表达方式也有别于对马勒及其创作。

  与马勒相比,布鲁克纳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情爱八卦几乎为零。布鲁克纳的外貌显然与人们印象中的大作曲家形象相距甚远,臃肿的体态,俗气的着装,如同一个乡村老农。

  同样都是从外地小城市来到维也纳学习、工作并在这个音乐之都达到事业高峰,马勒与布鲁克纳的状态、感觉完全不同。马勒自信满满、宏图大展,无论指挥还是作曲都有一种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大师风范和伟人气场。布鲁克纳老实巴交,成名很晚,从乡村音乐教师到林茨大教堂的管风琴师,再到维也纳音乐学院教授,道路艰辛,事业进展缓慢。

  如果说马勒是维也纳文化圈中叱咤风云的艺术强人,布鲁克纳则是音乐界谨小慎微、辛勤劳作的“匠人”,这位“音乐匠人”尤其对和声理论与传统对位法很有心得。如果说马勒以文艺界知识精英的思想自觉、反思意识与批判眼光来展示他交响哲思中的人生意义探寻,布鲁克纳则始终以一个虔诚天主教徒的心灵感悟、尘世体察和“纯音乐”诉求来呈现其“交响颂歌”所承载的宗教精神与“音乐圣徒”的情怀。

  布鲁克纳一生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宗教音乐与交响曲,而且两者关系紧密。这种紧密关系不仅指宗教音乐(特别是三首弥撒曲)的一些乐思和音乐意绪在几部交响曲中的显性展露与隐性存在,更重要的是指激发作曲家创作灵感和启迪作曲智性的“圣乐”之思及精神体悟在这两种音乐领域内的深层交汇。

  像十九世纪的许多作曲家一样,布鲁克纳对交响曲创作深怀敬意,并被这种展示宏大叙事的大型管弦乐体裁及其“音乐壮丽”所深深吸引。对整个浪漫时代的作曲家来讲,交响曲的性质和品格是一种真正“音乐理想”(musical ideal)的集中体现,渗透其中的是对“音乐伟大性”的向往。因此,交响曲的创作对这一代人的意义不仅是主体意识的表达和创作能量的释放,更是一种展示精神之光的理想追求。

  布鲁克纳初涉交响曲体裁创作时已年至不惑,他的作曲热情与创作不自信导致的忧虑感始终并存。众所周知的所谓“布鲁克纳问题”(指作品版本的复杂情状)显然与他的交响曲创作不自信密切相关——他一直纠结于自己作品的“完善度”,反复修改甚至部分重写成为其作曲实践的常态。

  从时代、氛围的大环境看,实际上十九世纪的作曲家在写交响曲时都存在着创作上的压力,因为贝多芬已至化境且具有强大戏剧性张力与能量的交响曲对他们来讲既是精神鼓舞,又是艺术重压。换言之,面对贝多芬标杆似的九部交响曲及其创作伟业,每一位浪漫派交响曲作曲家都在压力或纠结中寻找“突破口”,力图以自己的理解与“实验”来展示个性化的音乐话语和交响叙事。

  从布鲁克纳个人的艺术生涯和创作经历来看,他的交响曲创作进程一直面临磨难,围在他身边的学生和有意演奏他作品的指挥家都可以对他的交响曲提出种种修改意见。我们可以想象、推测布鲁克纳的心绪和态度:他期望用一种尽可能完美的音乐文本来呈现自己的艺术奉献,蕴含其中的是他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虔诚,力求完善、完美的“交响曲作品”则成为他融心灵诚挚与创作敬畏感为一体的个性化艺术劳作。

  考察交响曲的创作史与交响曲体裁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可谓另有一功,其独树一帜的音乐样态与音响效果辨识度极强。由于布鲁克纳的九部交响曲在乐思的生成与衍展、音乐主题的构建与变化、音响质料的运用和音色修辞的呈现上都形成了其特有的“套路”,哪位大神可以给个acdsee photo studio。有人就戏称布鲁克纳是把一部交响曲写了九遍。例如,他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头的处理几乎都是出自一种“模板”的音乐生成:以弦乐震音的“低语”引出旋律明畅、节奏舒展的“庄重言说”。然而,这种戏称却从另一个角度促使我们严肃地思考布鲁克纳交响曲创作之“思维定势”的内涵以及这种“无意识内在统一性”的艺术意义。

  聆听布鲁克纳的每部交响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特有的丰沛体量、宏大气势和具有庄严感的音乐壮美,音乐学名家达尔豪斯等学者将这种品质称为“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通过对布鲁克纳交响曲的“文本细读”和感性聆听,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其“纪念碑性”之艺术特质的风貌:静态的深阔性与宏伟的凝重感,这尤其体现在慢板乐章的音乐呈现与首、尾两个“重头乐章”中奏鸣曲式构架内主题布局的表现趣致。这种有别于“贝多芬式”古典交响动感态势的“浪漫性庄重”可以视作一种展示作曲理念的形而上秩序,渗透其中的是作曲家的宗教意绪和对“音乐伟大性”的体认。

  众所周知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崇拜,可以想象他于1865年6月到慕尼黑观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首演时的激动心情和受到的艺术震撼。瓦格纳对布鲁克纳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音乐创作的精神层面,因为无论从人生信仰、生活态度还是从艺术趣味、创作诉求来讲,布鲁克纳与瓦格纳都不是同路人。

  我认为:瓦格纳的乐剧创作让布鲁克纳真正动心并深受启示的是这位“音乐魔法师”以独特的管弦乐音响质地与空间效果构建的交响辉煌和宏伟气势,正是这种史无前例的音乐样态和艺术气场让布鲁克纳感悟到了创造神圣般“交响庄严”的可能性,而这种关联具体作曲技艺与音乐创作理念的形而上审思无疑为其展现“纪念碑性”特质的“交响圣歌”增添了充满神圣感和史诗性的艺术荣耀。

  与布鲁克纳同时代的音乐史专家与评论权威汉斯力克怎么也不会想到,曾被他严厉批评和打压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在一百多年后会受到众多乐迷如此热情的追捧,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最推崇的勃拉姆斯交响曲。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越来越受到当代人的喜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级话题”。

  听布鲁克纳交响曲,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音乐魅力,即使不言及上述的“纪念碑性”与相关的学理问题,这种音乐魅力所体现的丰实质感、宏大气场与大格局的超然、淳美,都是实实在在可以感知与体悟的。如果说马勒交响曲的鉴赏为我们带来的是超越音乐疆界的人生哲理及其交响释义,那么布鲁克纳交响曲的聆听给予我们的则是更为纯粹的音乐审美观照,正是这种传递精神慰藉的“绝对音乐”之美与直指人心的交响抒情,让我们能够在体察布鲁克纳对古典—浪漫音乐传统的坚守与创造性艺术贡献的同时,再思交响曲风格流变所承载的音乐审美理想及其时代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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